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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威爾斯女詩人凱瑟琳·菲利普斯新傳記出版,作品重歸女同性戀文學正典

位於英國威爾斯彭布羅克郡的皮克頓城堡,凱瑟琳·菲利普斯曾在此生活,其新傳記發布會亦在此舉行。圖片:[chris whitehouse / geograph.org.uk / 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icton_Castle_-_geograph.org.uk_-_2762631.jpg) (CC BY-SA 2.0)
位於英國威爾斯彭布羅克郡的皮克頓城堡,凱瑟琳·菲利普斯曾在此生活,其新傳記發布會亦在此舉行。圖片:[chris whitehouse / geograph.org.uk / 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icton_Castle_-_geograph.org.uk_-_2762631.jpg) (CC BY-SA 2.0)

英國威爾斯歷史學者兼作家諾麗娜·肖普蘭(Norena Shopland)的重大傳記力作《我的愛超越一切愛:17世紀詩人凱瑟琳·菲利普斯的非凡人生與時代》(My Love All Love Excels: The Remarkable Life and Times of 17th-Century Poet, Katherine Philips)近日正式出版。該書由威爾斯帕西恩出版社(Parthian Books)出版,並定於2026年11月12日在美國發行。作品全面重構了凱瑟琳·菲利普斯(1632—1664年)的生平與創作,她曾被同時代人譽為「無與倫比的奧琳達」,在文學史上亦有「威爾斯的莎孚」之稱。

正如美國LGBT歷史月創立者羅德尼·威爾遜在LGBTQ Nation上撰文所指出的,在過去近三個世紀中,正統歷史學家與文學評論家對菲利普斯的文學遺產進行了系統性的「異性戀化」(straightwashing)。主流學界執意將菲利普斯與莎孚所代表的女性同性情誼切割開來,將其獻給女性的深情詩作貶抑為純粹的新柏拉圖式基督教友誼修辭習作。對男性的任何正常交往都被視作無可辯駁的異性戀證據,而承認其對女性的浪漫依戀卻被苛求17世紀文獻無法提供的極度嚴苛憑據。

肖普蘭的研究表明,自倫敦寄宿學校時期起,凱瑟琳·菲利普斯(婚前原姓福勒)的生活就充滿了與青年女性之間深厚親密的情感紐帶。在早期的詩篇中,她公開抵觸傳統婚姻對女性的束縛,將自由創作與「咆哮的丈夫」、「分娩的劇痛」以及「孩童的啼哭」相對立。在守寡的母親改嫁給威爾斯富有鄉紳理查德·菲利普斯後,凱瑟琳遷居至威爾斯彭布羅克郡的皮克頓城堡。1648年,她與已故同父異母姐姐的鰥夫詹姆斯·菲利普斯結成務實的婚姻。然而,這段婚姻充斥著政治分歧:內戰期間丈夫支持清教徒議會陣營,而凱瑟琳則是堅定的斯圖亞特王朝保皇派。

凱瑟琳·菲利普斯肖像
威廉·費思霍恩於約1670年創作的凱瑟琳·菲利普斯版畫肖像。威爾斯國家圖書館藏。圖片:Wikimedia Commons (公有領域)

為了擺脫思想上的孤立,這位女詩人創立了「友誼社」(Society of Friendship)——一個匯集威爾斯和英格蘭知識分子的文人圈子,成員們在田園式的化名下通信交流詩作。菲利普斯本人取名奧琳達(Orinda,據考證可能源自一部戲劇中愛上一位女扮男裝女主角的角色奧琳達)。其詩歌創作的核心是獻給親密女性友人的熾熱詩篇,特別是安妮·歐文(化名盧卡西亞)和瑪麗·奧布里(化名羅莎尼亞)。菲利普斯借用同時代男性同性情色詩歌的感官意象與語言,創作出極富情感張力的作品;當友情出現裂痕時,她更寫下充滿怨尤與哀痛的詩句,痛斥舊友為「美麗的背教者」和「愛情的殺手」。

凱瑟琳·菲利普斯在歐洲戲劇史上亦留下了開創性印記:她用韻文翻譯的皮埃爾·高乃依悲劇《龐培之死》於1663年在都柏林上演,成為英倫諸島首部在商業劇場演出的女性作者戲劇作品。1664年6月,她因感染天花在倫敦不幸早逝,年僅32歲。20世紀初,美國女詩人兼學者露易絲·伊莫金·吉尼(1861—1920年)首次喚醒了人們對菲利普斯這位被遺忘的酷兒先驅的關注。肖普蘭指出,儘管將當代的「女同性戀」標籤直接套用於17世紀的歷史現實需要謹慎,但菲利普斯的詩篇在當代女性讀者中激起了強烈的共鳴,這確鑿地奠定了她在全球女同性戀文學正典中的重要地位。

傳記作者諾麗娜·肖普蘭是威爾斯享有盛譽的文化歷史學者,已出版十部地方歷史著作。2021年,她曾就將酷兒歷史納入博物館與圖書館向威爾斯政府提供專業諮詢;2022年,她主持了面向威爾斯全部22個郡的開放獲取LGBTQ+歷史數位檔案建設項目。該書的發布會在阿伯里斯特威斯的威爾斯國家圖書館和皮克頓城堡隆重舉行。

女性同性文學傳統的傳承此前曾在《烏拉尼亞》多次探討:詩人安妮·卡森的莎孚殘篇翻譯搭建起古代文學與當代酷兒美學的橋樑;世紀之交巴黎的莎孚式沙龍在《記憶的彩排》書評中得到呈現;而斯蒂芬妮·安德里亞·艾倫的專著《我們現在必須記錄自己》則深入探討了邊緣化酷兒文本建檔的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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