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澳大利亚人口普查中统计LGBT群体是个坏主意

2024年8月，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诺曼·阿尔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的政府与澳大利亚统计局（英文：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BS）一起，拒绝将有关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问题列入全国人口普查问卷，理由是不愿引发“分裂性辩论”。活动人士和部分议员认为这一举动是一种背叛，指责当局试图在统计上使少数群体“隐形”。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内阁退让了：2026年8月11日，人口普查最终以扩充后的问题清单进行。

尽管该倡议的支持者们庆祝了在争取平等斗争中的胜利，但这一事件已经超出了保护少数群体的范畴。在关于合理分配资源的讨论背后，隐藏着国家好奇心的边界问题，以及公民究竟有义务披露多少个人信息的底线问题。

支持扩充问卷的人依据的是实际需求：国家负责分配医疗、教育和社会住房的税收。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关于LGBT群体数量和地理分布的数据，官员们就很难为专业诊所或有针对性的心理支持项目提供资金。而交叉分析——即将性取向与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或解雇频率进行对比——有助于揭示社会不平等现象。

在进行批评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人口普查一直是一种工具，国家通过它使人口变得“清晰可读”。最初，它解决的是简单的财政和行政任务：统计人数以分配议会席位、征收税款以及登记适合服兵役的男性。

然而，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张，人口普查变成了一种详细分类的机制。居民开始按收入水平、种族出身、教育程度、住房类型被划分，而现在则触及了性取向。

来自经济教育基金会（英文：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和卡托研究所（英文：Cato Institute）等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早就指出了这一过程的本质：官僚机构需要标准化的分类来方便地管理人民。对人口的分类越详细，就越容易控制；而在同意将私密细节交给政府机构时，社会不可避免地让渡了自身的一部分自主权。

收集此类数据还危及了家庭内部的隐私。在澳大利亚，同一屋檐下所有人的综合普查问卷传统上由一人填写——通常是户主。尽管法律允许任何家庭成员申请个人表格以保密其答案，但这一步骤需要勇气以及有意识、主动的行动。

如果一个青少年隐瞒了自己的认同，那么综合表格很可能由其父母代填，而父母可能不知道真相或故意歪曲真相。仅仅是申请一份单独表格的举动，就会立刻暴露想要隐瞒某些事情的愿望。在持有恐同观念的家庭中，试图利用国家保护机制可能只会引发冲突。

与此同时，对社会统计数据的需求绝不意味着信息必须通过全面的人口普查来收集。信息安全的基本原则——数据最小化——规定收集方有义务仅要求对特定任务绝对必要的信息。为了评估对特定医疗服务的需求或衡量歧视程度，相关机构并不需要将该国每个居民的私密偏好与其家庭住址联系起来。

几十年来，社会学服务机构和独立研究所一直成功地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来解决此类任务。对数万人进行的自愿且真正匿名的调查，足以为了预算规划提供清晰的图景。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却决定在需要手术刀的地方使用大锤。

针对数据泄露的担忧，统计机构通常承诺对问卷进行匿名化处理：据称姓名会与答案安全地分离，研究人员将只处理汇总数据。然而，在大数据（big data）时代，绝对的匿名性仍然是一种技术错觉。越多特征——性别、确切年龄、邮政编码、职业、种族，现在还有性取向——合并在同一条记录中，这个数字档案就变得越独特、越脆弱。

美国人口普查局（英文：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内部进行的一项实验生动地展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分析人员获取了官方发布的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利用数学重建方法并结合商业数据库，成功地取消了数千万美国人记录的匿名化，其结果真实可靠。

今天，随着人工智能（AI）的发展，分散信息的比对变得更快、更准确。在其中加入一个私密变量，会使风险成倍增加：任何针对政府服务器的成功网络攻击，都会生成一份现成的LGBT人员名单。考虑到即使在澳大利亚也存在积极寻找目标的激进团体，此类档案的泄露可能会导致真实的犯罪。

世界经验表明，以保密为担保收集的信息，在政治危机时期不止一次地反噬了公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二战期间的美国人口普查。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美国政府强行将数万名日裔公民送往拘留营。为了找到他们，军方求助于人口普查局，后者毫不犹豫地交出了信息。

历史是不可预测的。没有人能保证今天收集的数据有朝一日不会落入激进内阁的手中。现代国家将少数群体编入目录，即使是出于善意，也为可能的迫害给继任者留下了一套现成的基础设施。实践表明，唯一绝对安全的数据库，就是那个从未被创建过的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