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学家李兆堂1930年代研究引关注：赫希菲尔德的伴侣超越时代的性学洞察
2026年10月，历史学者与性学研究界重新审视了华裔加拿大籍性学家李兆堂（Li Shiu Tong，1907—1993）的学术遗产。他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对人类性多样性的田野观察研究，比现代性学主流结论早了数十年。长期以来，李兆堂一直被置于其著名导师兼伴侣——德国性学先驱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的光环阴影之下，但他遗留的手稿对双性恋与同性恋在人群中的普遍性提出了极具开创性的见解。
据美国LGBTQ媒体LGBTQ Nation报道，1931年，24岁的医学生李兆堂在上海参加了63岁的赫希菲尔德的世界巡回演讲。李兆堂受邀担任其助手兼旅伴，陪同赫希菲尔德游历东亚与美国，两人随后确立了亲密的伴侣与合作关系。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并洗劫柏林性学研究所后，赫希菲尔德被迫流亡，李兆堂随其定居法国。在1935年的遗嘱中，赫希菲尔德指定李兆堂与活动家卡尔·吉塞（Karl Giese）为其全部学术遗产的共同继承人与管理人。
数十年来，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李兆堂在赫希菲尔德于尼斯去世后便放弃了性学研究。然而在2000年代初，柏林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学会联合创始人拉尔夫·多泽（Ralf Dose）寻获了一批重要档案。这批遗物由温哥华居民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1994年李兆堂去世后从垃圾箱中抢救出来，包括赫希菲尔德的石膏死亡面模、珍贵书籍以及李兆堂未发表的手稿草案。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家、《Racism and the Making of Gay Rights》（2022年）作者劳里·马霍弗（Laurie Marhoefer）指出，李兆堂在数十年间跨越各大洲记录了各国民众的性行为特征。在留存的手稿中，李兆堂推算约有40%的人群具有双性恋倾向，20%为同性恋，30%为异性恋，其余10%属于其他性别与性多元形态；他还指出跨性别是人类经验中自然且有益的组成部分。
这一推测与赫希菲尔德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赫希菲尔德虽认为同性倾向是先天生物学特质，但在人口中属于相对罕见的现象。李兆堂的田野洞察预示了40年代末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的研究报告以及现代性流动理论。不过，历史学家亦提示须谨慎对待这些数据：保存下来的手稿缺乏完整统计学方法记录，样本也难免受到作者当时特定社交圈层的影响。马霍弗同时强调，20世纪中叶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种族偏见使得西方历史叙事长期将李兆堂矮化为大师身边的附庸，从而掩盖了他作为独立思考者的开创性价值。
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1868—1935）是德国著名性学家、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维权组织）与柏林性学研究所的创立者。李兆堂在赫希菲尔德离世后先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苏黎世大学与哈佛大学，曾涉足外交工作，后定居加拿大，直至1993年逝世。
此前，“乌拉尼亚”曾在探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与俄罗斯酷儿历史的专文中，分析过早期欧洲性学思想与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对20世纪初社会思潮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