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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如何记载古波斯的同性恋——以及这些记载有几分真实

Tue, 24 Mar 2026 12:00:00 +0700

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与“异性恋”概念，直到19世纪末才在欧洲医学界形成，它们并不适用于古代社会。在古代世界，性关系的界定标准并非伴侣的性别，而是社会地位、年龄、权力的分配，以及主动与被动角色的划分。

为了理解古代社会如何想象异邦人的性文化，“形象学方法”（imagological approach）——即研究一种文化如何描绘和建构“他者”形象——是非常有用的。对于古希腊世界而言，这个“他者”便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一个从爱琴海沿岸延伸至印度河流域、从埃及横跨至中亚的庞大帝国，也是分崩离析而崇尚民主的希腊世界在文明上的对立面。

希腊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旅行家们留下了大量关于波斯人风俗、习惯及日常生活的文献，但这些记载往往自相矛盾。其中，关于性、性别角色以及同性情欲实践的探讨，在这些记录中占据了显著的篇幅。

一些作者声称，波斯人是直接从希腊人那里借用了同性之爱的传统。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这种关系在东方自古有之，但呈现出一些特殊的形式——例如对被阉割的宦官奴隶进行性剥削。

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历来备受争议。它们究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民族志，还是一面扭曲的镜子，映照出了希腊人自身的恐惧、理想与内在冲突？

希腊的同性之爱模式

在分析希腊人关于波斯性文化的文献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希腊自身的模式。如果不了解一种文化如何看待自己，就无法解释它如何看待外人。

在古希腊社会中，男性同性恋主要以“少年爱”（pederasty）的形式发展——这是一种受到社会认可、在成年公民（“爱者”，erastes）与自由身青少年（“被爱者”，eromenos）之间展开的年龄不对称的关系。这种实践并非边缘现象：它深深交织在精英阶层社会与政治再生产的肌理之中。

一位拥有丰富人生阅历和政治地位的成熟男性，会将其圈内（通常是贵族阶层）的一名年轻男孩纳入自己的庇护之下。少年爱被视为一种培养勇气的崇高制度。

然而，这一制度也有着严格的界限。对于成年公民而言，处于被动角色是会遭到污名化的。当男孩开始长胡须时，他就应当转变为“爱者”的角色，或者通过与女性结婚繁衍后代来终止此类关系。任何允许自己被插入的成年男性都会受到公众的蔑视，被指责为女性化，甚至可能丧失其政治权利。

带着这样的文化包袱——男性之爱与贵族精神、公民自由和尚武气概紧密相连，但在年龄和角色上受到严格限制——希腊人将目光投向了波斯。

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政治和社会的现实运转方式截然不同。波斯没有独立的公民：所有人，哪怕是最高贵的显贵，都被视为“万王之王”的“奴隶”。他们没有推崇男性裸体崇拜的城邦体育馆。他们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对仪式上的纯洁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正是这两种水火不容的世界发生碰撞，才孕育出了流传至今的那些文本。

希罗多德：“他们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

关于波斯性文化最早的记载出自公元前5世纪的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历史》（Histories）中，在描述希波战争前夕波斯人的习俗时，希罗多德指出了波斯人易于接受外来习俗的倾向：他们穿着米底人的服饰，认为它比自己的更美；在战斗中使用埃及人的胸甲。随后，他做出了如下论断：

“波斯人一接触到任何新的享乐和乐趣，就会立刻沉溺其中。因此，他们正是从希腊人那里学到了与男孩发生交往的做法。每个波斯人都有许多合法妻子，此外还有更多数量的妾室。”（1.135）

通过断言波斯帝国是向希腊借用了同性之爱的实践，希罗多德将希腊文明置于了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在这种逻辑下，少年爱成为了高度文明的象征——一种精英实践，以至于野蛮人都认为值得且有面子去向开化的希腊人效仿。

这一论断也契合了希罗多德关于波斯帝国发展史的宏观理论。他追溯了波斯人如何从居鲁士大帝时期严于律己的高山民族，蜕变为薛西斯时代沉湎奢靡的贵族。采纳外国习俗（包括情欲方面的习俗），成为他们背离最初质朴品格的一种症状。

现代历史学家和古代近东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严重的歪曲，也是典型的“希腊中心主义”投射——即将自身的观念强加于他人的现实之上。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恋人》：一幅性别模糊的伊朗画作

Thu, 19 Mar 2026 22:45:37 +0700

画作《恋人》（Amorous Couple）是一幅19世纪初的匿名伊朗油画，现藏于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品编号为VP-1156。该画作绘制于画布上，尺寸为131.5 × 77厘米。在博物馆的描述中，这幅作品的年代被定为19世纪初。

《恋人》（Amorous Couple），19世纪初匿名伊朗画作。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

伊斯兰共和国的性别重置：全面解析

Wed, 04 Mar 2026 22:45:37 +0700

本文将深入探讨为什么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性别重置手术能够获得宗教上的合理性。此外，文章还将专门讲述玛丽亚姆·卡图恩·莫尔卡拉（Maryam Khatoon Molkara）的故事，她在推动官方正式承认跨性别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一体系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伊斯兰教法（沙里亚）和教法学（费格赫）对性别重置有何规定，伊斯兰法学家们围绕哪些问题展开争论，以及国家法律如何描述和规范这一程序。最后，文章将审视伊朗跨性别者的生活现状：性别过渡通常包括哪些阶段，以及关于此类手术数量的已知数据。

波斯语术语：伊朗人如何称呼跨性别者

在波斯语中，“jens”（جنس）一词最常用来表示区分男女的“生理性别”。由此衍生出形容词“jensi”（جنسی），意为“性的”。而“jensiyat”（جنسیت）一词通常被翻译为“社会性别”（gender），尽管它也可以表示欲望和吸引力，因此其含义与“性取向/性”（sexuality）有部分重叠。

“tarajensi”（تراجنسی）这个词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它用来指代“变性人”（transsexual）。前缀“tara-”相当于“trans-”，与“jensi”结合就产生了“变性的”之意。在日常用语中，这个词通常指倾向于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人。

此外还有另一个变体——“tarajensiyati”（تراجنسیتی）。在含义上，它更接近“跨性别”（transgender）一词，涵盖的范围也更广。伊朗的许多变性人认为，变性是更广泛的跨性别身份的一部分。

在口语中，人们也经常使用源自英语的外来词“trans”（ترنس）。

手术在伊朗的出现：从20世纪30年代到1979年革命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1979年革命之前很久，伊朗就已经在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哈拉特巴里（Khalatbari）医生被认为是该国最早进行此类手术的医生之一：他的病人是一位名叫库布拉（Kobra）的18岁青年，她要求切除男性生殖器官。

与此同时，伊斯兰法学家们也在讨论这个话题。最初，讨论主要集中在间性人（双性人）身上。在伊朗的语境中，使用的概念包括“do-jensi”（意为“双性”）和“浑萨”（khuntha）——这是伊斯兰教法中用来指代性征模糊者的术语。

在那几个十年里，未来的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不应与2026年遇刺的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混淆）正逐渐成为反对巴列维政权的关键人物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他已是一位著名的宗教领袖，并最终在1979年领导了伊斯兰革命。

1964年流亡土耳其期间，霍梅尼开始对《救赎之源》（Wasilat al-Najat）一书进行评注，并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裁决。由此产生了一部独立的教法书信集——《澄清救赎之源》（Tahrir al-Wasilah）。该书最迟于1967年以阿拉伯语完成并出版。

在《澄清救赎之源》中，霍梅尼允许“浑萨”进行性别重置（第2卷，第627页）。他的教令（Fatwa）如下：

看来，从男性转变为女性的性别重置手术[在伊斯兰教中]并未被禁止（Haram），反之亦然；同样，也不禁止浑萨（雌雄同体/间性人）接受该手术以归属于某一性别[女性或男性]；[如果有人问]，如果一个女人发现自己内心有类似男性的[感官]欲望，或者自身有一些男性特征——或者一个男人发现自己内心有类似异性的[感官]欲望，或者自身有一些女性特征，那么该女人/男人是否有义务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确实[在生理上]属于[某个]性别，那么性别重置手术并不是强制性的，但此人仍然有权将其性别改变为相反的性别。

这项教令是针对浑萨的，而不是针对跨性别者的。1976年，即革命前，伊朗医学委员会裁定，性别重置手术仅在间性变异的情况下才被允许。革命后，这一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男男性行为”：刑法与起诉统计

Fri, 27 Feb 2026 22:45:37 +0700

在1979年之前，伊朗主要实行世俗的刑事司法体系。该体系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的、以法国法律为蓝本的通用刑法典之上。

然而，伊斯兰教法的一些刑法元素依然存在。伊斯兰教法法庭继续运作，伊斯兰法律规范也被应用于某些类别的案件中，尽管其作用在逐渐减弱。到了1973年，伊斯兰教法法庭被正式从司法体系中移除，伊斯兰刑法在制度层面的应用也随之终止。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模式。君主制被推翻，伊朗被宣布为伊斯兰共和国，国家结构和包括刑法在内的各项立法开始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进行重建。

1979年后：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刑法

1979年革命后，伊朗的立法体系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宪法确立了伊斯兰教法作为法律的渊源，这直接对刑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3年版的《伊朗伊斯兰刑法典》详细规定了对同性性关系的惩罚措施。

该法典第233条将“利瓦特”（livat）定义为男性之间的性行为。第234条则规定对“利瓦特”处以死刑。

这些条款的附注详细说明了量刑的条件。“主动”方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会被处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如已婚，或该行为被定性为强奸）才会被判处死刑。而“被动”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被处以死刑。此外还特别规定，如果“主动”方是非穆斯林而“被动”方是穆斯林，那么“主动”方也将面临死刑。

对于男性之间的其他性行为，刑法典规定了体罚。第237条规定，对此类行为处以31至74下鞭刑。

对于女性之间的性行为，刑法使用了一个单独的术语——“穆萨赫卡”（musaheqeh）。第239条规定，对此项罪行处以100下鞭刑。

这些惩罚属于伊斯兰教法中的“侯杜德”（hudud，即固定刑）范畴。在伊斯兰法律传统中，该词指的是对特定罪行的惩罚，这些罪行被认为是神圣文本所确定的，因此不受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在经典理解中，此类惩罚只有在极其严格的证据（例如四名证人的证词）下才能执行。然而在实践中，法庭也经常以与“侵犯道德”相关的更模糊的理由作出判决。

另外，刑法典第302条引入了“玛赫杜尔·达姆”（mahdur al-dam）的概念——字面意思是“其血可流者”或“不受法律保护其生命的人”。它指的是在特定条件下，杀害此类人无需支付“血金”（即经济赔偿），也不适用“卡法拉”（kaffara，宗教罚赎）。

如果受害者犯下了“侯杜德”罪行（其中包括“利瓦特”），那么杀害他将不会导致支付血金或宗教罚赎。从形式上看，这可能会造成一种局面：那些因“道德犯罪”而杀人的人，可以免受部分法律后果的制裁。

此类案件是如何立案的

在实践中，伊朗当局通常使用更宽泛的指控术语来描述涉及同性性接触的案件——例如“鸡奸”或“淫乱”。在许多此类案件中，供词成为了主要证据。据人权组织和媒体报道，被告经常在包括酷刑在内的压力下，且在无法获得律师协助的情况下被迫认罪。

关于司法实践的公开和系统性信息很少。大部分已知信息并非来自官方的法院出版物，而是来自调查新闻和人权组织的报告。根据这些来源，涉及“鸡奸”案件的被告通常会受到简易程序的审判，而逼供手段被常规性地使用。

已知的处决案例

关于此类案件的数据有限，但不同时期个别的处决案例仍有记录。

2005年3月，德黑兰一家法院判处两名男子死刑，罪名是进行了同性性行为，据称该行为被录制成了视频。